1992年2月，在柏林墙被推倒两年之后，守墙卫兵因格•亨里奇受到了审判。柏林墙倒塌之前，亨里奇开枪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•格弗罗伊。这一年亨里奇27岁，格弗罗伊20岁，二者素昧平生 。几十年间，先后有三百位东德逃亡者被射杀，埋葬在这堵“隔离人民的墙”下面。在庭审过程中，亨里奇辩称，我们卫兵是为了执行命令，罪不在己，而且别无选择。这样看来因格•亨里奇好像应该是无罪的，然而法官西奥多•赛德尔做出了精彩的论述：“作为警察，不执行命令是有罪的，但打不准是无罪的。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，此时此刻，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能力。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义务。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法律之外还有‘良知’。”当法律与良知发生冲突时，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。最终，卫兵因格•亨里奇因蓄意射杀克里斯.格弗罗伊被判处三年半徒刑，且不予假释。

    亨里奇案作为“最高良知准则”的案例早已广为传扬，“抬高一厘米”是人类对抗恶法时的自救，是良知对抗恶法时的波澜壮阔，是证明人类具有神性的一厘米。柏林墙这一堵“隔离人民的墙”，从它建成的第一天开始便有人开始翻越，它建成的几十年间，不过是持续了几十年的坍塌，因为它与人类的良知相违背。西奥多.赛德尔大法官的精彩论述让人们意识到——恶法非法，与人类道德相违背的法律得不到人们的支持，迟早会被人类所废弃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法律是有温情的，法律是有温度的。法律虽然是尽是条条框框、棱棱角角，看似冷冰冰的，但是执行法律的法官却可以让人们感受到法律的温度。

    由于政治、经济等条件的客观限制，国家在制定法律的时候，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滞后性与僵硬性。因为法律具有稳定性，不可以随意更改，而当今社会的发展却是日新月异。法律和社会发展相比较，会出现滞后性。社会生活的主体是人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活动是灵活的，人们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方式更是多变的。法律与个人相比较，具有僵硬性。制定法律的主体是人，由于阶级利益的偏差以及人类语言固有的抽象性和模糊性，一方面，人们寄希望与通过法律的理性来统摄人类生活，另一方面，却对人订立法表现出了不信任。面对这样的一种悖论，我们来如何的解决呢？笔者认为河南省高院的张立勇院长给出了一种解决的方式。“我们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办案，适用调解优先这一原则，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，积极的寻求法理与情理的结合点，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法律并不是冷冰冰的，它是有温度的。”

    法理与情理相结合，克服了法律的僵硬性，法官处理案件的方式可以灵活起来，可以更有效的息诉止争。法理与情理相结合，有效克服了法律的滞后性，使法律体系与个案的特殊情况相结合，与社会进步相结合，与当事人相结合，不只拘泥于现有法律的规定。法理与情理相结合，充分的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，增强了当事人的自觉履行率，增加了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感，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。

    调解是更高层次的审判，调解是与当事人深入的交流，要情、理、法并用，要细致耐心的做思想工作，是当事人的思想和认识达到高度的统一；调解不是毫无原则的违法调解，而是依法调解，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，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办案。

    调解是更高质量的审判，司法公信力来源于人民群众的认可，在工作中，我们始终将人民满不满意、人民同不同意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    调解是更高效率的审判，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威严。因为调解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，当事人的自觉履行率较高，可以有效遏制“法律白条”和执行难的问题。

    这个时期，是社会大发展、大进步的时期，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，法院应当更灵活的处理案件，保证社会和谐。加强调解工作，坚持调解优先的原则，积极寻求法理与情理的结合点，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保障，它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，可以使人民群众感受到法律的温度，法律并不是冷冰冰的。